初夏的关中平原，
微风轻轻吹动着田里青油油的麦苗，
秸秆随之扭动，
摩挲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农民们穿梭其间，
不惜用汗水浇注着这片黄色土地。
这里的农民还有一副画框，
能将这一场景定格，
绘成朴实而又炽热的诗。
这副画框绘制出的产物，
就是户县农民画，
而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
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终南山下大寨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育了他们的生活理念，能诞生农民画的地方，定是农业生产发达的区域。
户县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南依秦岭，北临渭水，东接沣水，西望白马河，包含了山地、坡地、平原三种不同的地形，多样的地形，加之山地环绕、水系密布，使得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自古就有“银户县”之称，这是农民画产生的先决条件。
早期的户县农民画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随着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由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文化艺术作品的功能逐渐凸显。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提出了《文教工作20条》，户县积极响应，提出“苦战一月实现村村镇镇墙头标语壁画化”的奋斗目标。为此，户县成立了相应的壁画组、美工队去完成相关的壁画工作，这便是户县农民画的雏形。
当时，太平钢铁工地的壁画《多产粮食和钢痛击美国狼》，庞光镇的《向社会主义进军》，还有反映文化艺术活动的《打篮球》和《歌舞》以及《老汉老婆学文化》等壁画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真可谓是城乡户户五颜六色，村村落落壁画满墙。创作也凸显出了大跃进时期的特点，如王景龙的《大枣丰收》中，红枣比人头还大，《磨豆腐》中，驴耳朵比身子还长。
文革期间，在“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下，富足的农耕条件使得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农民有了积极劳作的热情和动力，户县成为陕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被誉为“终南山下大寨花”，此时也成为户县农民画的高产期，高志民的《夜战》、樊志华的《打井》、武生琴的《大队抽水站》、李克民的《马达欢叫》等等，都反映了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艺术风格方面，户县农民的创作受到关中地区的剪纸、壁画、年画、刺绣等民间艺术的影响，其艺术风格主观色彩浓厚，造型夸张，画面稚拙欢快，更加注重表情达意，从色彩、构图、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在艺术风格方面，户县农民的创作受到关中地区的剪纸、壁画、年画、刺绣等民间艺术的影响，其艺术风格主观色彩浓厚，造型夸张，画面稚拙欢快，更加注重表情达意，从色彩、构图、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被定格的农村生活
绿色的田野上，男女社员弓着身子，手拿镰刀在锄禾间的杂草，这是农民画《春锄》里表现的场景，整个画面流露出清新的生活气息，让人倍感轻松与欢乐。从事重体力劳作的农民，在农闲时候，需要一种娱乐方式来填补劳作的疲惫，在户县的田间地头，农民画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虽说早期的农民画受到当时的政策干预，但当它以这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也确实起到了调剂和振奋人心的效果。除了政治宣传的内容以外，户县农民画的主要题材还包括了农村生产劳动、民风民俗、吉祥动植物、节庆场景以及学习交流等方面。
农民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决定了生产劳动在农民创作的绘画中所占的份额。李克民的《雪夜打井》和《高原打井》反映了关中平原“水深土厚”的地貌特征和农业灌溉的特殊需求。李凤兰的《春锄》有力地说明了劳动对于农民阶层的重要意义，被奉为农民画经典作品之一。在“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既然有对生产劳作的颂扬，自然少不了对丰收的描绘。
白绪号的《第十二个丰收年》、李振华的《晒麦场上》等作品涉及了玉米、麦子、棉花的丰收盛况。马亚莉的《大队养鸡场》、董正谊的《公社鱼塘》以大量的鸡、鱼表达了肉蛋类高营养的丰收与供给。
动物也是农民画中较为普及的题材，这些造型早在民间剪纸、刺绣中就有体现，因此只需稍加引导，便可诞生优秀的农民画作品。阎玉珍的《四喜图》描绘了四只喜鹊给九只幼鹊和四只雏鹊喂食的场景，作品还参照了刺绣的手法，在植物部分借助了刺绣针法的双钩法进行处理增添了画面的松动感。
刘志德的《老书记》是户县农民画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一位在劳动之余研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情形，虽然内容受到研究者的质疑，但其反映的对政治思想的学习在特定的年代却是真实和必须的。马建亚的《养猪现场会》等作品则体现了对技术经验的学习和交流。
近年来，老作者焕发青春，新作者也另辟蹊径，使户县农民画经久不衰，成果丰硕，多次应邀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农民画已成为户县的一张文化名片.
.jpg)
